乡土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想象,有信念的艺术与胆

2019-10-29 21:31 来源:未知

乡土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想象,有信念的艺术与胆小鬼艺术。人物周刊:你曾说现在反映城市的小说太少了,典型的主人公也太少,这是你创作《三城记》的一个诱因吗?

二十世纪的小说叙事,在诟病十九世纪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力图摆脱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为代表的叙事方式,并将一种“资产阶级工匠”式的写作推到了极致。小说工匠们貌似很精准、很科学、很客观。他们对写作者喊叫:“不要再出现‘他心想’这种句子了!与此同时,小说工匠们又不甘寂寞,他们很想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但又不敢大胆说出来,躲躲闪闪,吞吞吐吐,法国新小说就是这样,后期的乔伊斯也是这样。

非典型成长小说

乡土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想象,有信念的艺术与胆小鬼艺术。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代表作有《感伤时代的文学》《土地的黄昏》《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等学术着作,《三城记》《幻想故事集》等小说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乡土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想象,有信念的艺术与胆小鬼艺术。“第一,确知什么事应该有。”

《三城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开年推出的一部重要作品,讲述“80后”成长史,聚焦主人公顾明笛在一线城市的生活与奋斗,直面当下中国城市生活,并以此为原点辐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和精神状况。在建国70周年之际,小说以现实主义笔法勾勒出新青年、新时代的正面和侧影。

乡土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想象,有信念的艺术与胆小鬼艺术。1980年,张柠在野外地质考察中

——张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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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和乡村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气质在张柠身上安然并存,也在他的思维中各执一端,互不倾轧。来自乡村的张柠从不加入美化乡村的流行队列,用乡村的“乌托邦”来打击城市的“现代性”,相反,他讽刺那些涌入都市后大谈厌恶都市又离不开都市、热爱乡村又逃避乡村的知识分子。旅居城市多年的他也并没有忘却乡村,乡村经验和审美时刻出现在他的话语之中,“我对城市经验的描述和判断,带有乡土经验的印记。”

二十世纪下半叶,走进死胡同的叙事文学开始另辟蹊径,重新开出两条道路,一条是师从亚非拉后发达国家和地区原生态文化、民间生活及其表达形式;还有一条就是重返伟大的十九世纪传统。辛格和索尔·贝娄都厌倦了那种玩儿技术的形式探索,他们的创作都在向十九世纪致敬。

“这是一个非常另类的中国当代成长小说,只有在当代中国才能产生这样的成长小说。”《三城记》是聚焦于八零后青年的成长史,然而有别于典型的成长小说,小说写的不是一个传奇,而是这个时代青年的代表人物。顾建平认为张柠把主人公的生活经验传达给读者,而且透过角色年龄与周围环境的设定,使文本更加符合现况。

张柠这样写并非出自对乡村的绝对美化和对城市的偏见厌恶,他对城市和乡村一直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90年代末他在广州时,写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报刊专栏,评论大众时尚文化,从广州的街头巷尾至国际时尚舞台,捕捉都市文化的符号,在当年乘上经济高速列车的广州,洞悉了城市文明的规则和脉络。后来他受布洛赫《蒙塔尤:1294-1324年奥科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专着的启发,以自己家乡为对象进行百科全书式的观察和分析,辅以自己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经验,总结乡村传统观念的同时,也记录城市文明影响下的乡村变化。

乡土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想象,有信念的艺术与胆小鬼艺术。在长篇宏文《什么是艺术》中,托尔斯泰认为,人类进步必须具备两种工具,一是传递思想信息的语言,一是传递情感和希望的艺术,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要促成人类的团结。所以,托尔斯泰在提出文学艺术的三个重要准则之外,又从写作的角度补充说,作家还必须具备另外两种素质:

2月28日上午,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作家协会共同主办,《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在京的评论家和作家贺绍俊、宁肯、付秀莹、李云雷、徐则臣、张莉、李林荣、刘大先、岳雯、石一枫等参加本次活动。

乡土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想象,有信念的艺术与胆小鬼艺术。其次,农耕文明的价值观念是建立在自然之上的劳动价值观念,在于生产,男人生产谷子,女人生产儿子,而城市人根本不承认这些东西,城市在于制造,所有吃喝玩乐的东西,都是制造出来的。农耕文明对道德要求特别高,因为物质是匮乏的,必须讲秩序。而城市文明放纵你的欲望,千方百计去满足你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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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柠最后发言中讲述了自己书写《三城记》的动因,他谈到《三城记》的独创意义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将“行动”贯穿始终,使小说在“知行合一”的东方智慧指导下,建构起新的叙事完整性,对于解决生活渐趋碎片化带来的叙事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二是对“精英城市”“中心城市”“平民城市”北、上、广不同特征的描摹,将其各自的文化性格渗透到方方面面的细节之中,很大程度上反拨了近年来城市书写面目模糊、自我重复的趋向。

未必能回的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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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与小说写作的碰撞

张柠:土地、泥土是有生长性的,是生命意象,温润的泥土会让我们产生归属感,而城市是一个死亡的意象,理性的、冰冷的、钢铁的、水泥的,所以人们对泥土的想象,对母体的想象,对子宫的想象,对怀抱的想象,是人类共同的潜意识的东西。泥土、土地、家族……这些可能使得人的生命回到一个很宏大的圆满中,而在城市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没有确定的完满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一些替代品,实现不了大团圆的时候,就追求个人的小团圆,比如爱情。城市里的人对婚姻没有农耕文明的人那么在乎,但对爱情很在乎,城市里为什么离婚率高呢?就是因为对爱情的标准太高了。农民不离婚,很多是只要生儿子,就可以了,只要养活我们,就好了,双方达成一种农耕文明的契约。

文|张柠

研讨会上,专家们对《三城记》的主题与写作手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专家们认为,这部小说深刻地写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一直到今天的社会变化,尤其是社会文化格局的变动,以及随着经济建设、城市化进程而发生的价值观念的变动。小说的写作手法,既有经典现实主义的坚定信念与批判性,又兼顾了现代经验的不确定性,塑造出一批“主体性未完成”的青年形象,显示出新的成长小说特征。

张柠想在《三城记》中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不适之后怎么办。

好的艺术永远不会过时

《三城记》凸显了文本书写需要知识的积累和研究,即是“知识写作”。贺绍俊认为《三城记》体现了知识写作的能量,才有讨论《三城记》的文学理论的可能,疏理出文学理论的丰富性。然而知识写作并不站在个人经验的对立面,出席本次研讨会的作家,以徐坤、宁肯、徐则臣、石一枫为代表,对书中城市书写的部分相当赞许。作家们以如何把外在的城市文化渗透到人物和故事中进行了讨论,从外观描述到文化气氛的营造,分享了各自对城市文学的认知与感受。“我特别喜欢这个小说里面的议论,非常精到,比如上海人跟北京人的比较,上海人、北京人是什么样子,这个是亲身体验悟出来的,只有能够抽剥出来这样非常精彩的心得和生活经验的作家,才有可能把《三城记》写好。”徐则臣称赞道。

文 | 实习记者 聂阳欣

你明天有两种可能:一是活着,一是死掉。你的爱人明天有可能还爱你,也有可能爱上别人。对任何事情如果都用“或然推理”来判断,生活就充满不确定性,世界就真的会出意外。然而,意外还是出现了。那种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坚定信念”的逐渐丧失,其实在托尔斯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约从爱伦·坡的时代,从《地下室手记》的时代,从《恶之花》时代就开始了。由此开启了托尔斯泰称为“颓废派”文学的时代。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培育了一批胆小如鼠的人。尤其到了二十世纪,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一战”和“二战”,这种类型的“人”更为普遍,渐渐地,他们开始拉帮结伙,嘲笑十九世纪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不相信,不确定,不肯定。他们一边想着好事,一边想着更多的坏事,然后就像老鼠一样,拼命地打洞,朝地底下钻,听见敲门声就发抖,看到陌生人就逃跑。

小说以26岁、热爱文学的顾明笛毅然辞职,离开上海老家,决定闯荡世界为开篇。他先前往北京担任时报记者、进入B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随后与恋人南下广州,一同打理发展生态农场,此时的他也面临返回北京为文化机构工作的选择。从文学沙龙、报社、大学校园、文化机构的创业者,以文学为线,顾明笛在不同的场域中流转,身边围绕着各式各样的人物,在六年的时间里,随着经历的增长,他的精神思想愈趋丰富。

城市不允许人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冰冷的水泥和钢筋也没有给情感留出多少空间,能够被城市接纳的人一定具备人格的成熟,而没见过风浪的顾明笛更像是一个“巨婴”,他连城市的规则都没有好好去学。

张柠,作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等。著有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文学与快乐》《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感伤时代的文学》《白垩纪文学备忘录》《枯萎的语言之花》《叙事的智慧》《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等。

研讨会现场

正是因为经历过从乡村到城市的不适,他才在废名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不仅仅看到乡村叙事,还看到他们面对城市的惊惧、哭泣和想逃回乡村的“怀乡病”。

有信念的艺术与胆小鬼艺术

贺绍俊表示,“在《三城记》里,顾明笛的行动最终走向劳动,其实就是让顾明笛的精神走向自由,让他在劳动中获得生命最佳的状态。”故事设定在2006年至2012年,适逢中国开始扩大城镇现代化、经济发展急速扩张的时代,顾明笛精神旅程是与中国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

张柠指明了两条路,一是承认对城市的不适,迂回绕开,返还到贴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生活当中,二是在自然中补偿城市生活的缺失,达到自适,然后以更成熟的心态逐步接受城市美学。

进一步落实到文学层面。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学,就是城市文学,或者从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迁移途中的迁徙文学。乡土文学的基调是抒情的,面对缺少变化的日常生活的叹息和幻想,由此衍生出传奇和寓言。城市文学的经验基础,就是无限多样地展开的日常生活本身(18世纪的简·奥斯汀和理查逊),以及日常生活展开受阻的故事(19世纪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家,曾经提供过很好的借鉴。

如何透过主人公顾明笛的经历折射出大时代的特征,也为在场多位学者所关注。“你会看到这个年轻人一开始面色苍白,他病了,对时代有很多的看法,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自我治愈。”张莉认为顾明笛的角色塑造从“妈宝男”出现,经过上海、北京、广州最后成长为一个健壮健全的人,他这个时代里一个很有特点的形象,最后走到了一个更宽阔的区域。《三城记》的贡献在于不仅写出了当代青年的生存状态,也写出他们精神成长的轨迹。“你怎样得病,你怎样使自我健全,最后怎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体。”

乡土是城市的对应物,城市是人工制造的,显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时,人工创造的是不完满的。而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从本质的角度来说乡土就是归宿。所以尽管实际上回不去,但乡土必须存在,因为城市是不完满的,乡土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想象

现代经验就是城市经验

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

托尔斯泰不怎么重视对“艺术才能”的讨论。但他会夸奖割草农民或朝圣香客的才能,说:“人民的语言多么美啊!”他会看着边走边唱的农妇说:“最好的作曲家就是人民!”他会让农民普拉东成为贵族彼埃尔的老师。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美学观。他把人类概括为人民和天才,或者群众和英雄,然后模糊两者的界限。他试图消除大地和天堂的藩篱,写作由此而神圣化,作者由此而成了“神”。洞悉一切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成了小说的基本叙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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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颓废派”艺术是被“坏世界”吓破了胆的艺术,它的怀疑和虚无,是长篇小说衰落的根源,必须重返一种确信的世界和艺术。好作家应该“确知什么事应该有”,并且坚信它。长篇小说的外在形式有不确定性,也是“未完成”的,但其内在形式则是确定的,那就是作家对美和完满,对人和未来的坚定信念。

现场嘉宾主要围绕现实主义与典型性问题、成长小说与青年形象问题、中国城市书写问题、小说创作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叙述视角与创作自觉问题、长篇小说的世界观及叙事整体性问题等等进行探讨,打开了解读《三城记》的多个维度。

《三城记》是文学小说,也是张柠多年哲思和理论的形象结晶,写我们身边的城市生活,写他对城市与人的关系的思考。

匮乏与拯救是永恒的主题

“《三城记》里有很多众声喧哗的东西,有大量的议论和他对时代的理解。”张莉表示,张柠批评风格的在地性与民间性反映在小说作品之中,是“嬉笑怒骂、生猛自在”的喧哗。通过小说,以顾明笛这个人物形象,给予社会更为鲜活有力的回应。

没有真正成熟的顾明笛们在面对城市时,会不由自主产生想要逃避的心理,张柠给他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睡袋,他只有通过睡袋才能缓解内心的焦躁,“这是一种返还母体的冲动”,同样能给人以安慰的生命诞生之处还有土地。

作者简介

“我陪着我的主人公,年轻的顾明笛,在北京、上海、广州重新生活了一遍。” 评论家、作家张柠在2019开年推出的首部长篇小说《三城记》由北上广三个城市的生活片段,勾勒出八零后青年顾明笛探索人生价值的历程。小说以现实主义笔法,呈现中国一线城市不同的面貌,展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情态。

在小说的第一稿中,张柠给主人公寻找到的出路是和心爱的女孩子回河北农村建设现代生态农场,过躬耕稼穑、诗书传家的理想生活,让生命回归到朴实的劳动中去。这与歌德让浮士德最后在改造自然、“填海造陆”的劳动中获得人生真谛一样,具有古典主义的审美情怀。

施宾格勒说:“城市是现代文明风暴的中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关于城市文化的话,说得非常透彻。他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视为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同时也发现了资本与劳动分离导致的异化后果。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就是城市文化,就是告别沉思走向行动的商业文化和欲望文化。与此相应,也衍生出一系列副产品:进城的农民,失败的市民,赤贫化的失业者,不愿回到泥土上的流浪汉等等。与稳定的乡村和永恒的自然相比,城市是人工制造品,是“人造天堂”的冒险实践,它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人很快就适应了,比如施蛰存和张爱玲。有人一辈子也不适应,比如废名和沈从文。

“他是通过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主要人物就是一个人,他从上海到北京、到广州,他接触的、他感受的,他的眼里、他的嘴巴、他的经历,把对三种文化的理解讲述出来,甚至有评判在里面。”刘琼指出,三城之间的文化差异性透过角色的生活体验呈现出来,传达了地理与文化摩擦派生出来的思想与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与小说中出现的职业场所也是张柠相对熟悉的,因而形成了“一个可信的文本,经得住像考古一样慢慢辨析的可信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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