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的诗与思,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

2020-04-23 06:28 来源:未知

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

一、民国时期的早期译介

冯至的诗与思,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由于我国文学领域长期存在的唯我独尊的心态,外国文学直到19世纪后期才随着洋务运动被零星译入中国。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文学期刊纷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机构也大量出版翻译文学作品,一时间文学翻译成为文坛时尚。

冯至的诗与思,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施尼茨勒与中国“新感觉派”

奥地利现代文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人是小说家、戏剧家施尼茨勒(ArthurSchnitzler,1862—1931)。五四运动爆发的同年,茅盾翻译了他的七幕独幕剧《阿那托尔》之第四幕《界石》,反响热烈。施尼茨勒被称为弗洛伊德的“重影人”,其作品善于分析人物心理,情节大多植根于世纪交替时期的维也纳,作品充满地域特色,人物均是当时典型的维也纳形象:官员和医生、艺术家和记者、演员和生活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等,通过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勾勒出对其施加影响的社会图景。这些特点无不吸引着中国文坛,1922年《阿那托尔》全剧译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在译本序言中如此评价施尼茨勒:“好像一个弹琴的高手,琴弦虽只有几条,但经过他的弹拨,则琴音高低抑扬,变化无穷”。此后施尼茨勒的作品更是成为汉译的热点,戏剧《恋爱三昧》、《绿鹦鹉》、《生的时刻》、《伴侣》、《错环舞》翻译出版,并且拓展到小说作品,如:《花》、《妇心三部曲》、《薄命的戴丽莎》、《死》、《独身者之死》、《莱森波男爵的命运》、《丽娣琪达的日记》、《苦恋》等。译者中不乏当时中国文坛的名人学者,如田汉、叶灵凤、刘大杰、陶晶孙等,但译介施尼茨勒最多最力的是施蛰存。施蛰存是中国“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以写心理分析小说着称,他热衷于施尼茨勒,主要是出于对深层心理分析的兴趣。这种影响不光局限于技巧方面,还包括对自我结构的客观分析。施蛰存的都市小说和施尼茨勒显示出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主人公在变迁的社会风尚和本能欲望的夹缝中挣扎的心理过程。他曾将施尼茨勒的文学情趣冠名为“薄暮情调”,而他自己笔下的人物也多数是从小城镇走向大都会的旧式女性,如《春阳》中的婵阿姨,《雾》中的素珍,《阿秀》中的阿秀。他曾坦言自己作品成功的原因是从施尼茨勒等人那里学习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因为这“使读者感到新奇”。施蛰存善于在人物微妙的情感波动中发现其隐秘的愿望和欲求,因而博得了“中国的心理分析作家”的称号。

冯至的诗与思,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里尔克与中国现代新诗

“诗人中的贝多芬”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也是海涅之后最有世界声望的德语诗人,他的诗上承浪漫派的传统,下开现代派之先河,语言的创意和思想的深蕴迄今仍未被后世诗人所企及,其“咏物诗”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诗歌尽管充满孤独痛苦情绪和悲观虚无思想,但艺术造诣极高。早在1923年《小说月报》译文《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中就提到里尔克。1924年《小说月报》对里尔克详加报道,1926年郑振铎评价他的诗“形式极秀美整齐,而有神秘的意味”。里尔克的译者首推现代诗人冯至,他翻译了大量里尔克的诗歌和散文:《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豹》、《论山水》、《一个女人的命运》、《啊,朋友们,这并不是新鲜》、《爱的歌曲》、《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等。里尔克使冯至的视线从内心转向物,这种启发既是诗学的,也是与自我相关的。透过里尔克他发现,除了诗人内心的哀乐,还有如此广阔的世界。冯至在对里尔克的接受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与诗学的沟通,变生疏为亲切,把西方文化资源,尤其是里尔克的诗风化为中国新诗的内在血脉,使得曾被斥为洋八股的十四行体,句句都切合中国语法,一读就感到亲切的中国气味。冯至1942年出版的《十四行集》形式上受了里尔克《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的启发,朱自清将这部作品评价为中国新诗进入“中年期”象征,它的成功更提高了里尔克在中国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象征主义诗人梁宗岱也翻译过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这村里……》,以及散文《老提摩斐之死》、《正义之歌》、《欺诈怎样到了俄国》和《听石头的人》。还有其他译者如卞之琳、吴兴华、陈敬容等。里尔克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也突出地体现于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为代表的“九叶”诗人群中。里尔克帮助中国诗人获得了一种更富于现代性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实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突出经验和知性的诗学计划。它使自我更果决地面向世界去观察现实,而观察不是照相式描摹,而是对事物本质的思索体察,这种体察又与对自我的内在关照融合在一起,表达出观察和沉思相结合的现代思维特征,也成为“九叶”诗人共同的美学追求。

冯至的诗与思,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同时期被译介的其他作家

同为维也纳现代派核心人物的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1874—1929)是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17岁时就用笔名发表抒情诗和短诗剧,被称为“神童歌德”。《小说月报》也对其代表作《窗前女》、《伊兰脱拉》、《昨日》、《愚人与死》等有详实介绍,但汉译作品发表甚少,郑振铎在《文学大纲•19世纪的德国文学》中的评价,也许可以解释其原因:“他的名望……已是世界的,但他的作品,却不大容易译。因为他们———译者———不能够把他的诗的光彩、神秘及魔术,同样的译出。”维也纳现代派创始人巴尔(HermannBahr,1863—1934)的代表作小说《他底美丽的妻》1929年被中国左联着名作家柔石译出,1935年被彤孙重译,以《美丽的女人》为题。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中国的还有奥地利着名小说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1924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介绍其反战剧本《耶雷米亚》。1926年,其代表作《罗曼•罗兰传》在《莽原》杂志连载发表,此外《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被翻译出版。

二、改革开放后的译介繁荣

建国初期由于政治意识强化,文学翻译工作的主导思想是“政治标准第一”,文学翻译一度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翻译领域才重新活跃,奥地利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卡夫卡、茨威格、施尼茨勒等作品大量翻译出版,在丰富中国读者视野的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提供着丰富的滋养。

卡夫卡与中国先锋派作家

世界最杰出的现代小说大师之一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语小说家,是表现主义作家中最有成就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卡夫卡在中国一度被视为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和精神污染物,直到1979年《世界文学》复刊,译载了小说《变形记》,标志着卡夫卡新接受的真正开始。卡夫卡关于人类困境和无奈的深刻揭示,在刚刚经历文革,精神和肉体均饱受磨难的中国读者心中激起了共鸣,他的作品由此成为八九十年代的翻译热点,陆续出版各种译本达60余种,其长篇小说代表作《城堡》、《审判》和《美国》都出版了3种以上的译本,此外还有多部选集和文集出版。90年代规模最大的卡夫卡译介活动,是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10卷本《卡夫卡全集》列入“世界文豪书系”。作为翻译家,叶廷芳是中国卡夫卡译介最重要的代表,他学识丰富,又有文艺理论功底。他深谙翻译功夫不在文字转换、而要以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道理。卡夫卡代表了现代派特有的荒诞,通过“变形”、“异化”、“虚无”、“佯谬”揭示生存疑问,通过悖论来抗击专制、专横,对扭曲的现代世界进行控诉,是卡夫卡作品的典型特征。这种控诉加技巧的方式影响着不少新时期的作家,例如宗璞在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的短篇小说《我是谁?》、《蜗居》等中尝试引入变形手法,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她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被誉为“中国的卡夫卡”的先锋派代表作家残雪曾透露她早期同卡夫卡的因缘:她在看过卡夫卡的作品后,认为自己过去的写实手法不能表达心中的想法,于是对处女作《黄泥街》的初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山上的小屋》在极度变形中传达出的个人受迫害的幻觉,《苍老的浮云》传达的虚无主义的生存感觉,《突围表演》中作为认识论原则的“虚无”,都体现着卡夫卡的烙印。

余华在不同场所都描述了他与卡夫卡接触的情形。在发现卡夫卡之前,他醉心于川端康成温软细腻的描写手法,直到1986年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从此改变了他的文学道路,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卡夫卡给余华带来的“震撼”,首先是荒诞对想象力的解放,它不但使余华获得了独创性思考的动力,也为这种思考提供了适当的形式,“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跳??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卡夫卡文学的想象性和梦幻性特点让余华开始反思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性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1986年以后余华陆续写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等一系列作品,在很多方面借助了卡夫卡的想象,包括想象的形式和所想象出来的影像。

中国的“茨威格热”

冯至的诗与思,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1978年1月《世界文学》复刊后刊登了孙芳来从俄语翻译的《象棋的故事》,掀开了中国的“茨威格热”的序幕。茨威格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着称。他一生虽未获得任何文学奖项,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作品被译成至少57种文字。1979年张玉书从德语译出《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不见的珍藏》、《家庭女教师》并结集出版《茨威格小说四篇》。20世纪90年代起茨威格作品的译介极为活跃:1992—2005年期间出版再版小说单行本53种,人物传记68种,选集20种,研究专着4种,戏剧5种,散文3种。大量作品以“小说集”、“全集”和选集转载等形式再版和重译,其中199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茨威格文集》含小说3卷本、传记2卷本和1部散文卷,散文卷收录了茨威格书信、评论文章和游记,是中国首部较为全面收录茨威格所有题材的全集。值得一提的还有2000年和2004年张玉书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早年诗歌集《银弦集•早年的花环•新的旅程》和戏剧《特西特斯》,使茨威格创作的诗歌、戏剧在中国得到译介。这一时期,共有79篇探讨茨威格及其作品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佐证了中国的“茨威格热”,尤其是2000年以来,期刊文章达51篇,占整个译介史领域学术文章的40%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茨威格的小说代表作,曾被不同的译者多次译出,被改编成符合中国审美情趣的电影脚本,2005年3月同名电影的公映使该小说家喻户晓,从而更加推动了茨威格的译介高潮。

同时期被译介的其他作家

施尼茨勒的心理分析小说也再次受到关注,翻译出版小说集《一位作家的遗书》和《陌生的女人:施尼茨勒小说集》等。被称为“现代世界文学经典作家”和“20世纪小说革新家”的文学巨子穆齐尔(RobertMusil,1880—1942)倾毕生之力写就的巨着《没有个性的人》是一部以悖谬思维书写的富含哲思的幽默杰作。张荣昌耗费数年心血将其译出,于2000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2008年,张荣昌选编的《穆齐尔散文》出版。1979年后译介里尔克中最见功力的是诗人绿原,1996年绿原的《里尔克诗选》面世。此外,林克的四首里尔克诗歌译作《卡鲁塞尔之桥》、《爱之歌》、《海之歌》和《镜前女士》被收入《外国抒情诗赏析词典》。1997年林克发表他翻译的里尔克诗集《<杜伊诺哀歌>与现代基督教思想》,再版时改名为《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含《哀歌》和《致俄尔普斯的十四行诗》。2009年,译本《杜伊诺哀歌》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结语

奥地利现代文学是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论在题材表现和艺术风格,还是在审美价值上都具有独特的内涵,不但对德语现代文学的影响意义深远,也通过译介作品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并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正如约瑟夫•T•肖所说,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的,多数是翻译而不是原着”,不论是卡夫卡、施尼茨勒、茨威格,还是诗人里尔克等都引起了中国译界的广泛关注,从民国时期便被大量汉译,改革开放后的译介更是呈现繁荣局面。当然译介中还存在一些“盲区”,如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学作品同介绍规模不成正比;此外,更多可圈可点的奥地利现代文学代表人物如诗人特拉克尔、讽刺评论家克劳斯、印象主义倾向小说家阿尔滕贝格还未得到足够重视,值得译界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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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近现代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翻译家同时又是作家。特定的时代赋予这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作家兼翻译家的双重身份。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北京大学德文专业撰写毕业论文时,在赵蓉恒教授的指导和鼓励下,以“施尼茨勒作品中译考略及影响初探”为题,考察这位奥地利重要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流布,注意到这一现象。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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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环舞〉 译序》 中,赵伯颜提到他在维也纳留学期间曾亲自去施尼茨勒的寓所拜访过这位奥国文坛的宿将。兹摘录如下: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经笔者多年的考察,赵伯颜同时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值得研究者重视的作家。只可惜我们的文学史家们至今还没有能够注意到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赵伯颜曾在 《小说月报》《晨报副镌》 《创造月刊》 等重要现代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文学作品。1921年6月10日出版的 《小说月报》 上刊载有他的 《幸事》,署名“伯颜”。第二年七月,他在 《晨报副镌》 发表有《芳邻》,第二年十月发表有戏剧 《朱江》,均署名“伯颜”。他在 《创造月刊》 上发表了文艺创作四篇,其中小说三篇:《畸人》 (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6日)、《牛》 (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慧珍》(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10日),戏剧一篇 《沙锅》 (第2卷第2期,1928年9月10日)。赵伯颜创作的中篇小说 《畸人》 有单行本问世,1928年8月由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列入该社“文艺丛书”之第一种。苏雪林在 《现代中国戏剧概观》 (原载 《青年界》1937年3月第11卷第3期)里曾提到了赵伯颜的 《宋江》,认为同徐葆炎的 《妲己》、顾一樵的 《岳飞及其他》 等可以归入五四之后创作的历史“教训剧”一类。

“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作家、翻译家赵伯颜是否还有其他著作或译作传世,尚待发现。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作为一位罕为人知的翻译家、作家,赵伯颜的生平事迹今天只能从他写的 《〈循环舞〉 译序》 (发表于1929年11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新文艺》 第1卷第3号) 和笔者收集到的一些偶然的零星资料中获知一鳞半爪。

作为诗人学者的冯至精心选择了中西两大诗人杜甫和歌德作为专攻对象。抗战时期的冯至与杜甫一样身经国难,这使他深切地感到:“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冯至:《赣中绝句四首》之二)。所以,冯至对杜甫的诗有特别深切的体会,于是他深入钻研文献,努力为杜甫写一部准确可靠的研究性传记,并在1940年代后期陆续发表了《杜甫传》的大部分章节,1950年代初又重写全稿、连载于《新观察》杂志,1952年结集为《杜甫传》出版。作为留德博士的冯至对德国大诗人歌德的热爱也是由来已久,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他得到了两套完备的德语版《歌德全集》和《歌德年谱》,爱不释手、朝夕研读,于是精心选择若干重要问题纵深开掘,撰写发表了六篇专论,1948年结集为《歌德论述》出版。

首先,我们现在知道,赵伯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这是笔者在刘麟发表在 《新文学史料》 上的 《文学研究会的会员》 一文中注意到的。刘文介绍了一份由侨居美国的顾一樵 (即顾毓秀) 先生珍藏的 《会员录》。1981年,顾一樵把这份著录一百三十一人的珍贵文学史料赠送给作家冰心,后由冰心转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赵伯颜的名字出现在这份名录上,他是第七十三名会员,号“生佐”,籍贯为“四川江安”。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1929年,《绿鹦鹉》 和 《恋爱三昧》 由上海乐群书店结集出版单行本。1930年5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循环舞》。这是整个二十世纪施尼茨勒戏剧在中国出版的第三个单行本。除了翻译施尼茨勒的戏剧之外,赵伯颜还和周伯涵合作翻译了德国著名剧作家豪普特曼的剧本 《寂寞的人们》,1929年在上海文献书房出版。

同时,冯至也自觉地从中国古典诗艺如律诗中吸取了艺术营养,如有一首十四行的跨行对句“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分明有杜甫七律《登高》诗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之回响。《十四行集》的出现,把中国新诗提高到可与最完美的中外古典诗歌相媲美的水平,鲜明地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并在创造性地运用西方的诗学思维来拓展中国古典诗歌的“言志”“寄托”传统方面,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奥地利德语文学史上,出生于犹太医生家庭的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 作为著名戏剧家、小说家,为他的祖国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的文学作品多以奥匈帝国都城维也纳为题材,被称为记录反映走向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社会、政治、风俗、人情的编年史。作为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文学上的“双影人”,施尼茨勒的创作重在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发掘。“人的心灵是个广阔的原野”成为他著名的格言。

最重要的创获当然是《十四行集》。《十四行集》悉心表达的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存在体验与生命感怀,而达到了非常精深的思想境界,特别是对人这种存在者之生死悖论的思索与生命意义的探询,对个体存在的孤独性、有限性的自觉沉吟和对存在者相互关情、相互敞开以至于生死共在之境界的庄严歌咏,由此诗人着力弘扬一种严肃生活、勇于承担、多所关怀和敢于开拓的人生态度。这样的诗,其严肃凝重的艺术格调和深邃精微的思想深度,不仅在中国新诗中而且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并且在艺术表现上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显示出诗艺的成熟。

赵伯颜曾计划在《新文艺》上写一篇关于施尼茨勒的访问记。可惜,由于他的突然病逝,此文最终没有作成。《新文艺》第一卷第三号说:“赵伯颜先生的所译显尼志劳名著《循环舞》将在水沫书店出版了,这里我们发表了此书的很好的介绍。下期赵先生还答应我们做—篇对于此书作者显尼志劳的访问记。在这里我们向赵先生预致谢意。”可是,《新文艺》 第一卷第四号 《编辑的话》却给读者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我们这里特别要向读者报告的,就是答应给我们做 《显尼志劳访问记》 的赵伯颜先生,不幸在11月29日患伤寒在南京逝世。这不但是我们的厄运,也是全文坛的厄运。”

1935年6月,冯至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启程回国,途径巴黎与交往七年的女友姚可崑结婚;9月归国后在北京从事翻译工作。1936年7月赴上海任同济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冯至随同济大学南迁浙江金华、江西赣县等地。1939年暑假后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冯至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赵伯颜留学回国后,即直接从德文翻译施尼茨勒独幕剧 《绿鹦鹉》,1928年八月刊登在上海 《东方杂志》(第25卷15号和16号连载) 上,译文后附施尼茨勒小传。随后,他又翻译了施尼茨勒的两部名剧 《恋爱三昧》《循环舞》(今通译《轮舞》)。《东方杂志》当时重视介绍施尼茨勒的戏剧小说。此前《东方杂志》在1925年曾刊登过袁昌英翻译的施尼茨勒剧本 《生存的时间》 《最后的假面孔》,后来又于1931年发表过钟宪民翻译的短篇小说《花》 和施蛰存翻译的中篇小说 《生之恋》 (即名篇 《古斯特少尉》)。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我在维也纳 留学住过两三年,对于维也纳人的生活态度比较知道。我曾在1926年五月经维也纳大学戏剧学教授CaSter先生的介绍亲自到天文台路七十一号去拜访过显尼志劳。显氏那时年六十二岁。据他说他的医学知识仍然没有忘记,家中人有什么伤风小病,他也亲自动手看看脉息,开开药方。他的为人很和蔼,他说东方人去拜访他的曾经有过日本人,中国人我还是第一个。五月十五日是他的生日,蒙他招我去吃茶,并且允许我把他的著作译成中文,在此一并感谢。

诚然,昔人关于杜诗的注解、考证和诗话数量繁多,但长期缺乏系统深入的学术著述;现代学人关于杜甫的考论也为数不少,但颇嫌零碎,一些传记大都浮光掠影而不及深入。同样的,现代中国文坛对西方经典作家如歌德的翻译也颇多,学者的论述则大多流于一般性的介绍铺陈,鲜见深造自得的专深研究。

当时,我整日在北京大学解放前报刊阅览室爬梳中国近现代德语文学翻译资料。在查找翻译施尼茨勒的中文资料时,我尤其注意到一位极其重要的译者赵伯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赵伯颜翻译了施尼茨勒三部重要戏剧:《循环舞》、《恋爱三昧》 和 《绿鹦鹉》,而且他是这些作品的第一位中译者。但赵伯颜的名字在今天很多的文学辞典、翻译家辞典中是找不到的,有关他生平事迹的专门资料更是几近于无。

青年时期的冯至为人沉潜低调,为文不喜张扬,所以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坛上一直声名不彰。但文坛巨匠鲁迅在1935年回顾1920年代的新文学时,却出人意料地独推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对一个新诗人如此不吝好评,这在鲁迅是很破例的事。历经时间的检验,足证冯至当年的诗作当得起鲁迅的评价。

但查考近年出版的施尼茨勒篇幅浩繁的八卷本日记,在1926年5月15日笔者没有能找到关于中国人赵伯颜来访的记录,而且这年是施尼茨勒六十四岁生日 (不是赵伯颜所说的“六十二岁”),当时施尼茨勒不在维也纳,而是在柏林。施尼茨勒日记像鲁迅先生的日记或吴宓的日记一样,记录得十分详细。每天的起居、来访的人物、阅读的作品他都一一记载下来。施尼茨勒为什么在日记里没有留下关于一个年轻中国人 (而且也是一个作家) 的来访,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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