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生命丢到哪里去了,穿粗布衣的女老板

2019-06-20 08:17 来源:未知

  周末,我接到初中同学李小明电话,说是他妹妹小英子出差来阜城,周日中午想请我吃顿饭,问我有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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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的老粗布

  我接到电话很诧异,虽然和李小明是同学并且是要好的朋友,但也是多年没有联系,至于他的妹妹更是没有什么印象了。电话里的李小明可能是听到了我的诧异,带有自豪的口气说:我妹妹现在是英达公司的老板,搞房地产的。

性侵这个词是个新兴的吧?在过去我们那农村,一个女孩子被性侵,就说是,被祸害了。

你的生命丢到哪里去了,穿粗布衣的女老板。                        汪云海

  我一下想起来了,近年来我偶尔回老家或是老家来人,总能听到家乡人谈起有个搞房地产的女老板,说她是多么多么能干,多么多么有钱,多么多么慈善,为老家修路、办学、建敬老院捐了不少款……但自己囊中羞涩,没有再买房的打算,对房地产不太关注,再加上没给家乡做过什么贡献,因此对家乡人津津乐道的房地产老板和她的善举就不大关心,且还有点儿自卑的抵触情绪。

人跟人的命运确实不一样,有的人生下来,注定是被残害的,好像她就是为凄惨而生的。

你的生命丢到哪里去了,穿粗布衣的女老板。        老粗布也叫老土布,是一种纯天然、无污染的手工织布。虽然做工上有些粗糙,但它绝对是用土生土长的棉花线织成的,是百分之百的纯棉织物。与机器织出的“洋布”相比,老粗布手感厚实、经久耐用,既冬暖夏凉,又亲和皮肤。因为其良好的吸收性、透气性,穿在身上不仅十分舒适,而且具有保健功能。

  想到这儿,我说:你妹妹是大老板,来阜城肯定有重要事情要办,就不要耽误她的宝贵时间了吧。听了我要推辞,李小明马上拿出小时候讲话的语气来:怎么啦,老同学架子大啦,我妹妹又不找您办事儿,就是想和你见见面、说说话,这点面子也不给呀。我赶忙解释:我一个小公务员有什么架子呀,我是怕有劳令妹大老板的大驾。李小明得意地笑了:哎,再是大老板,在你面前也是个小妹妹呀。我问:记不得了,你有几个妹妹,这是老几呀。李小明答:哪有几个妹妹呀,就我们兄妹俩。我又问:小时候我可见过她呢?怎么没见过!李小明嘿嘿笑着,然后说:你可记得俺爹生病,你去俺家看俺爹,小英子给你端水,把茶碗打碎了,我还打了她一巴掌呢。不等李小明话说完,我就赶忙接着说:是的是的,好像她挨了一巴掌就哭着跑出去了。

你的生命丢到哪里去了,穿粗布衣的女老板。你的生命丢到哪里去了,穿粗布衣的女老板。社会上那些丑恶的人或事,并不是说你不说,或是不写,丑恶就不存在,那个罪恶龌龊的人,直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我也是一直痛恨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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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李小明的话犹如暗夜里一支擦燃的火柴,一下子照亮了我那内心深处的记忆。

这个真实的故事啊!

你的生命丢到哪里去了,穿粗布衣的女老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这些农家孩子身上穿的衣服全是粗布做的,但一般都是老大穿小了老二接着穿,等轮到最小的孩子穿的时候,早已是大补丁摞小补丁,面目全非了。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家里过得相对好一点儿的孩子才能穿上新做的粗布衣服。那时候老粗布在农村家庭就跟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是一样一样的,家家都是自己动手,自给自足。棉花是自留地里种的,线是自己家里纺的,老粗布当然也是自己家织的。

  那也是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去李小明家看望他病重的父亲。他父亲患的是肝硬化腹水,在县医院、专署医院都看过,也请我父亲诊治过。听我父亲说,李小明父亲的病已到了晚期,很难治了。父亲还说,患这种病的人不少,特别是男人,他们开始患的是肝炎,由于没有及时诊治,或诊治了没有坚持治疗,又不注意休息,再加上营养缺乏,就慢慢地拖成了慢性肝炎,慢性肝炎变成肝硬化,最后发展到肝硬化腹水。父亲感叹道:这是穷人得了富贵病啊。我理解父亲话的意思。那时是大集体生产,社员们是按工记分,按分分粮,同样的劳动男人比女人工分高。为了多得工分,男人们生病了,不是到了爬不起来的程度,可是不敢休息的。生病了也是扛着拖着,能不看就不看,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至于鸡鱼肉蛋等有营养的东西,即使生病也不敢用来补补身子,能吃到白面馍、白面面条就算是对病人的特殊照顾了。

碟子是个女孩儿,论起来,我得叫她姐姐。她哥叫盘子,在过去的农村,人民取名都是随口而来,她哥的名字就是生下来后,她娘看见屋里的盘子,然后就叫盘子,而她,就顺着她哥,叫小碟子,顺嘴了,就叫碟子了。


  我记得,李小明家住的是三间堂屋、两间东屋,东屋的土坯墙已经倾斜,用几根木桩支撑着。李小明的父亲鼓着个大肚子,躺在堂屋东间的木床上。我进屋坐在床沿上,和李小明的父亲说了几句话,李小明的母亲就让李小明陪我到客厅里坐,并吩咐李小明的妹妹给我倒开水。李小明的母亲很慈祥也很好看,个头高高的,眼睛大大的,就是眼神有些恍惚。李小明妹妹的样子我没有注意,好像是瘦瘦的。

碟子脑袋瓜不太好使,就是半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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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李小明坐在堂屋客厅小木桌边说话,只见李小明的妹妹从东屋厨房里出来,她一只手端着粗瓷大碗,另一只手却低垂着,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快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她手中的粗瓷大碗“啪”地一声跌落在地上,还没等我反映过来,又听到“啪”地一声响,我定了定神,原来是李小明抽了她妹妹一巴掌,我急忙劝解,李小明的母亲也从里间出来了,弯腰收拾地上的碎碗片,好像说了句什么话,李小明的妹妹就哭着跑出了堂屋。李小明的母亲边收拾地上的碎碗片,边对我说,这孩子没礼貌,让您见笑了。我看到碗片上残留着淡淡的红色水迹,知道那是红糖水留下的,一时心里也很难受。要知道,那时红糖可是家里的稀有东西,只有贵客临门才拿出来泡的呀。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猜测,李小明的妹妹可能是个残疾,要不她怎么一只手端碗呢,况且那还是盛着红糖水的大瓷碗呢。

她父亲在我们那是出了名的暴戾,在家很凶,在外面又很畏缩,也就是说,是个混蛋。在外面不顺心,就拿老婆孩子出气。她母亲天天挨打,最后她娘抗不住了,一跟绳子挂到屋梁上,吊死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为母亲织布当帮手。母亲的辛劳,我从小就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次母亲下湖回来,我都会非常懂事的从高粱杆上剪下秫秸裤子,先把它截成一段一段的,再用秫秸莛子把棉花搓成一缕一缕的,最后把秫秸裤子套在线锭子上。母亲就把我搓好的棉花缕捻出线头来,固定在钉子上。母亲左手摇纺车,右手握住棉花缕,从下向上扯住,棉花缕便一点一点地被纺车拧出线了,最后形成了一个个线穗子。秫秸裤子就是线穗子的核心,什么时候线纺满了就连同秫秸裤子一起从线锭子上拿下来。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纺线织布样样都精通。母亲总是把纺好的线先攒着,等攒够织布的数量了,就开始织布了。 母亲把线穗子固定在织布机上,左手用力扳动织布机,右手拉梭环,双脚交替用力蹬织布机踏板,织布机便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唧唧复唧唧……”,母亲手里的织布梭就像欢快的鱼儿,从左到右跃来跃去。母亲的织布技术十分精湛、娴熟,既快又不断线,而且手劲均匀,织布梭在她手里游刃有余。母亲白天干了一天的农活,晚上还要加班纺线织布,挣钱养活一家老少十口人。

  再次见到李小明的妹妹,已是一年之后,这次见面还没有上次见面有印象,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场合。

那年碟子十岁。


  我们中学毕业正值“文革”后期,我没有什么事情做,在家农活又干不动,父亲让我到他所在的医院学点儿医学知识,将来在村里当个赤脚医生。有天中午,李小明急匆匆地跑来医院,说是她母亲给棉花打农药中毒,马上就抬医院来了。我急忙找到父亲,父亲喊了另外一个医生,他们边听李小明讲述情况,边站在医院门口等候。不一会儿,几个男人抬着竹床来到了医院,李小明母亲面色苍白地躺在竹床上。父亲他们赶快实施抢救,又是心脏按摩,又是静脉注射,紧张抢救了一阵子,还是没能把李小明母亲抢救过来。事后我听医生说,李小明母亲农药中毒发现太迟,丧失了抢救的时机。从李小明呜呜咽咽、断断续续地述说中,我知道了她母亲中毒的大致情况。

碟子因为没有眼力见儿,反应慢,干活慢慢吞吞,她爹就经常打她,而她妹就比较机灵,所以,同样做错一件事,她就挨打,她妹妹就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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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明父亲去世后,他的家里更困难了。李小明父亲看病吃药借人家的钱要还,家里没有整男劳力干活(李小明刚下学劳动只能算个半劳力)工分就少。李小明母亲就想多干些活,多挣些工分。那年,按照上面要求,生产队种了不少的棉花。等到秋天棉花收成了,就大部分交给国家,留下小部分分给社员,用于家家户户做棉衣、棉被和织棉布。这棉花说起来是又好看又好用。盛开的白的、粉的、红的花朵如同月季般娇艳,却比月季更繁盛;成熟的花絮如同荷花般洁白,却比荷花更温润;新棉絮做的棉衣、棉被和棉布衣服,只要与肌肤相亲,那温馨的感觉便在身上弥漫开来。但种棉花要想有个好的收成并不容易,别的不说,就这棉花虫害的防治就很费功夫。

她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村子里的人说,她本来是不太傻的,被她爹给打的,越打越傻。

        母亲织布时,我就站在一旁捧着煤油灯为母亲照明,煤油灯忽明忽暗闪着微弱的灯光,照着母亲那张因营养缺乏而略显消瘦、憔悴的脸上。她几乎每天都是夜以继日、不辞辛苦地重复着纺线、织布的活儿。

  棉花从开花到吐絮的近两个月里,正值天气高温,棉铃虫、棉蚜虫、棉叶螨危害严重,引起棉蕾的脱落和棉铃的溃烂,需要喷洒大量的杀虫农药。这些杀虫剂都是有机磷的剧毒农药,需用喷雾器喷洒。给棉田喷洒农药看起来是个比较轻松的活儿,实际上可不是一般人都愿干都能干的。身背沉重的喷雾器,穿梭于蒸笼似的棉田里,刺鼻的农药气味令人窒息,最让人恐惧的是有中毒的危险。喷洒农药时,人要行走在半人多高的棉丛里一垄垄喷洒,喷出的药雾不小心就会浸散到人的身上。特别是有风的天气,风较大的时候,喷洒农药的人无论走在上风口还是下风口,都很难避免药雾药水接触到皮肤。一开始,生产队长说是给棉花喷洒农药是个轻活,随便安排了几个妇女去做,可还没有喷洒几次,她们就纷纷打起了退堂鼓,然后队长又换了几个妇女接替,但她们还是很快败下阵来。没办法,最后队长采取了激励措施,宣布棉田划片喷洒,喷洒农药的妇女可以和男劳力拿一样的工分。李小明母亲就是为了多拿工分,主动要求参加喷洒农药的劳动,并一直坚持下来。

她四爷爷家的三叔,那年十八岁,长得人高马大,那时碟子抬头看他的时候,就感觉他很壮实。


  李小明抽噎地说:今早上俺娘就没有吃饭,我看她身体不舒服,就劝她在家休息休息吧。她说人家划片的棉田昨天都喷洒完了,她的那块昨天有事没来得及喷洒,今天上午要去喷洒完。我说上午太阳毒,风也不小,还是下午再去吧?她笑笑说没事儿,就背着喷雾器出去了。等我中午收工回家,看到娘还没回来,就赶忙朝村后棉田里跑,到那一看,就发现她躺倒在棉花地头上了。医生分析说:李小明母亲身体比较虚弱,早上也没有吃饭,喷洒农药时风大,药水接触到了皮肤,再加上太阳暴晒,棉田气温高,皮肤吸收药水引起了中毒。

三叔家弟兄四个,都是光棍,家里穷得吃上顿没下顿,有时候还出去要饭,不要饭时,他们就在村子里逛荡,啥活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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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明的母亲躺在竹床上,一个瘦瘦的女孩儿趴在床头大声哭喊着,两个妇女走过来用力将女孩儿搀起来,几个男人把躺在竹床上的李小明的母亲抬走了。我想,那个大声哭泣的瘦瘦的女孩儿就是李小明的妹妹吧。

有一次,天快黑了,他在村子外面碰见了碟子,十二岁的碟子破衣烂衫,从她娘死了,没人给她做件衣服,她衣服上的破洞遮不住屁股,也遮不住胸了。

        有一次,我手捧着煤油灯不知怎么就犯困了,煤油灯掉在了织布机上,把母亲刚织出的布给烧着了,母亲急忙去舀水灭火,我吓得愣在一旁不知所措,哇哇直哭。母亲随手用带着烟灰味的线穗子打了我一下,正好被喂牛回来的父亲看到了,父亲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母亲骂了一顿,母亲明明受了委屈却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母亲只是吓唬吓唬我的,没有真的想打我,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事儿还心存内疚呢!

  李小明的电话挂断不一会儿,她妹妹李小英亲自打电话过来,说了几句客套话,告知我吃饭的时间和地点,地点在大东方酒楼。我知道这是本地一家高档酒店,消费水平很高,自己仅去过一次,那也是一个当大老板的同学请客。答应了李小明妹妹的邀请,我心里是又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终于有机会看看当年那个瘦瘦的邻家小妹如今是什么样儿,看看她的那只下垂的胳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不安的是,请吃饭的是个女老板,并且是在高档的酒店专门请自己吃饭,这样的待遇多少年来好像没有遇到过啊。因工作的关系,我也偶尔接触过一些民营企业的大老板。他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周旋与官商两道,练就了一身的精明和强干。如果是女老板,那更不是一般人物,她们往往兼有女人的细心和男人的胆魄,场面上可是刚柔相济、应付自如啊。想到这儿,我不禁有些胆怯,对穿什么衣服去?怎么去?去了说些什么?都仔细地斟酌起来。特别是怎么去的问题,斟酌了好久也没有确定下来。到了第二天上午,我终于决定准备开车去,开自己的私家车去,可一想到人家老板坐的可能是个大宝马,而自己开个小宝来,那还不是形成强烈的对比吗?于是我就又犹豫了,犹豫之中心里还嘟嘟地冒出强烈的不公平的气泡来。恰巧,正当我心中的气泡还没有消散的时候,李小英又打来了电话,说是有车子来接我,我客气了两句,就报出了自家的地址。

三叔突然间有一股冲动,热血涌上了脑门子,附近就是一片麦田,麦子快成熟了,他把碟子哄进麦地,告诉她,如果听他的话,他就给她糖吃。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来接我的就是一辆崭新的宝马车,开车的是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子。到了大东方酒楼门口,一个颇有气质的年轻女子拉开车门,自我介绍说她是董事长的秘书,并恭敬地领我上楼去。到了包厢门口,一位身材高挑、衣着考究的中年妇女迎了出来,我知道这便是李小明的妹妹李小英了。李小英大方地抬起一只手和我握着,我下意识地打量,她的另一只手是低垂着的;在接下来饭桌上的搛菜、端杯,乃至起身向我敬酒时,我有意识地打量,她的另一只手始终是低垂着的。由此我证实了自己原先的推测,李小明的妹妹确有残疾。由此我也增添了对这位女老板的敬重,一个身有残疾的女人奋斗到这个地步,需要多少艰苦的努力和坚强的意志啊。在吃饭的谈话中,我知道了李小英在哥哥李小明的照料和鼓励下,坚持上完初中和高中,并顺利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在省城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以后又辞职投身于房地产事业,创办了自己的小企业,慢慢发展到如今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公司。李小英很盛情,菜是好菜,酒是好酒,那一份鲍鱼海参汤,一瓶法国原装进口红葡萄酒,比我有时咬牙请客一餐的费用都高。但这会儿,我的心里没有再冒出强烈的不平气泡,反而涌出缕缕的暖意来。饭罢,李小英又要了两杯上好的龙井茶,打发秘书、司机出去之后, 她邀我在旁边休息厅的沙发上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碟子说:“三叔,你叫我做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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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从和李小英见面到吃饭的过程中,我还没有仔细地打量这位女老板的仪表,也可能是她的那只一直下垂的胳膊影响了我的注意力的缘故,也可能是她那优雅大方的举止和机敏得体的谈吐让我有些拘束吧。对面坐在沙发上,再加上喝了几杯酒,说话时我便礼貌而大胆地注视着她的眼睛。这是一双和她的母亲一样大而明亮的眼睛,不过这双眼睛里没有她母亲的那种哀婉的影子,流露出的则是亲切而自信的眼神。

三叔说:“你把衣裳脱了,躺在地上”。

        母亲把织好的粗布洗浆完毕,然后拿到染坊去上色。等快到春节的时候,再亲手剪裁缝制,给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每人做一件合身的棉袄棉裤。弟弟妹妹还眼巴眼望地等着我们穿小了好拾二拉呢!我们姊妹几个穿着母亲做的新粗布衣服,别提有多高兴了!看到我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的样子,母亲也欣慰的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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